作为逸事体笔记小说的早期代表作品，《西京杂记》流传非常广泛。最早引用《西京杂记》的当为南朝齐梁殷芸所撰《小说》，同时代人贾思勰也在其著《齐民要术》中引用了《西京杂记》的内容。此后，《西京杂记》在后世屡被引用。据统计，《四库全书》的正文及注释中提及《西京杂记》超过五千次，其中绝大部分是引用《西京杂记》的内容。《西京杂记》影响深远由此可见一斑。它保存了丰富的史料，令后人得以在正史外扩充史实、丰富历史，具有珍贵的史学研究价值，既可以与正史互相印证，也可以补充、完善历史细节。

《西京杂记》中有些内容非常准确，其真实性已经被当代考古发现所证实。如《西京杂记》中所记的未央宫周回长度比其他典籍的记载更准确，与考古发掘时的实地测量数据基本相符；河北满城发掘的中山王刘胜墓中的金缕玉衣、长信宫灯和博山香炉与书中的记载准确地相互印证；《昭阳殿》中赵昭仪居住的昭阳殿中绘有彩色图画的木质屏风，在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文物中便有类似的一架，长方形，下部还有足座以承托重量。

关于典章制度、习俗传统等内容的准确记载，突出了《西京杂记》的文献史料价值。如《八月饮酎》记录的皇家祭祀制度、《大驾骑乘数》描述的皇帝出行的舆驾制度，这些精确的记载与《汉书·礼乐志》《后汉书·礼仪志》等文字材料多有互证。《西京杂记》最早记载了七夕节乞巧、重阳节食蓬饵之俗，清晰地梳理了这些民情风俗的历史源头。始于汉代的上辰节衅浴祓除的习俗也在书中得以记录存证。

《西京杂记》中的一些信息比正史内容更加完整丰富。如《相如死渴》中，司马相如和卓文君返成都后生活拮据，“以所着鹔鹴裘就市人阳昌贳酒，与文君为欢。既而文君抱颈而泣曰：‘我平生富足，今乃以衣裘贳酒。’”与《史记》等书的记载相比，增加了“用身上所穿鹔鹴裘抵押给小贩换酒喝”的细节，两人生活困顿的情景更具体可视。再如深得汉哀帝宠幸的佞臣董贤，在《汉书·佞幸传·董贤传》中记载了哀帝“诏将作大匠为贤起大第北阙下，重殿洞门，木土之功穷极技巧，柱槛衣以绨锦”。除了“重殿洞门”“柱槛衣以绨锦”外，对大宅第的建筑并无太多具体描述，而《西京杂记》中《董贤宠遇过盛》对此宅第有更加详尽的描绘：“哀帝为董贤起大第于北阙下，重五殿，洞六门，柱壁皆画云气华花，山灵水怪，或衣以绨锦，或饰以金玉。南门三重，署曰南中门、南上门、南便门。东西各三门，随方面题署，亦如之。楼阁台榭，转相连注，山池玩好，穷尽雕丽。”以民间关注的视角，从建筑规模、装饰到庭院设置、楼门题名等都有详细完整的记录，彰显这座大宅第的奢华，更加具体地证明了皇帝对其的滥宠，也足以说明建宅第之事的真实性和可靠性。

《西京杂记》中有些内容在《史记》《汉书》等正史中未见记载。如《古生杂术》，赵广汉赴任京兆尹伊始，便罢免了惯于溜须拍马的都掾吏古生。此事虽在《汉书》赵传中并未见记载，不过廉明强力、不惧威权的赵广汉，处置只是属官的古生，想见只是平常事。《广川王发古冢》记载了广川王刘去疾盗掘数个古墓之事，此事在《汉书·景十三王传·广川王传》中未载，而从其传杀人如麻的残暴性格来看，盗古墓的可信度颇高，更丰富了其性格形象的刻画。

《西京杂记》中也有一些内容与正史记载不同或相抵触。如《百日雨》记叙汉文帝时一场延续百日的大雨，在《汉书》等书中并未有记载。如赵王如意之死，《史记·吕太后本纪》记载为吕后“使人持鸩饮之”，《西京杂记》中则为“吕后命力士于被中缢杀之”。淮南王刘安之死，《史记·淮南衡山列传》记载的是刘安因谋反事败而“自刭杀”，而《西京杂记》中则叙述好方术的他与方士成仙“俱去”。

刘安的飞仙而去也许只是传说，《西京杂记》中有些人与事和正史不符，也许只是传闻或讹传或演绎。但其实，这才应该是真实的历史状态，因为，如赵王如意之死之类的事件原本就是隐秘不宣的，故外人多有猜测，自然说法不一。事实真相其实难以有定论，而历史的本来面目究竟如何，正史也非唯一确定的标准答案。

何况作为笔记小说，《西京杂记》这种汇集趣闻杂说，游走于正史与野史之间、真实与传说混同的作品，正符合笔记小说的特点，也因此成为笔记小说传统的早期代表作。

所以，虽然无法完全确定《西京杂记》中所有内容的真实性，但不妨将其看作是当时或之后对历史人物或事件的不同观点。而作为补遗之作，也应该将《西京杂记》视为正史的补充或另一个视角的叙述，在比较和对比中参考、探究，以区分真伪、判定是非，更清晰地检视、研究历史，以此作为后世了解西汉社会的一扇有用、有益与有趣的窗口。尤其是葛洪据以编集的汉代、包括晋代原作许多已亡佚无存，故《西京杂记》的拾遗补阙作用愈加突出，价值愈显珍贵。